简记:一堂资格考试“复习课” |城与邦

今年春天,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SSR)政治系面向全体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政治学理论的专题课。课程名称很长,叫作“Statecentr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负责授课的Andreas Kalyvas教授在设计的教学大纲中,有意将该课的定位放在为博士生准备资格考试提供“复习思路”的重心上。因此,在选修的部分同学中间,课程作业是以三次“模拟考试”的形式进行;即,周五拿到测验题目,周末撰写分析性文章,下周的周一反馈。至于该课的主题,由于Kalyvas教授在秋季学期会讲授古典时期的内容,因此在这门课中,他所讨论的主题以及相关思想人物主要局限在近现代。具体说来,是从十六世纪初的博丹开始,中经博泰罗(Giovanni Botero)、霍布斯、普芬多夫、瓦特尔(Emer de Vattel)与黑格尔等人,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韦伯、施米特结束。Kalyvas教授试图引领学生去的,乃是这些“大人物”怎样影响了现代国家基本逻辑的形成,以及他们之间围绕“主权”、“国家”以及“自然状态”等概念的分歧如何塑造了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总结说来,以“国家”为中心,考察其“生杀予夺”之大权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意义”,即为课程名称中“Statecentrism”的意涵。

课程讨论的思想人物,在时间跨度上长达四个世纪。然而,一学期下来,回顾他们的论争,却不难发现其间所渐次形成的三种理解现代国家的基本逻辑。具体说来,以霍布斯为代表,将国家视为个人自然权利之保障的手段;以黑格尔为代表,将国家看作关涉个体自由之最高实现的伦理生活形态;以韦伯为代表,将国家理解成“无涉目的”地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很明显,对这三位思想者的特别强调,其立意在于如下的基本问题;即,个体服从(obey)国家的依据究竟何在?在课堂上,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Kalyvas教授所展示的即为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的漫漫历程,上述三人,不过是这一历史当中的三座“山峰”。除此之外,思想史的论争经常穿行在波谷之间。譬如,针对“利维坦”所隐喻的对人性的偏私理解,第八讲所讨论的普芬多夫就试图在霍布斯与格劳修斯之间建立起“桥梁”;而最后一讲涉及的施米特,似乎又重新将我们拉回霍布斯的世界,以此来抵御韦伯所代表的现代政治的“行政化”趋向。

事实上,这种思想上的“往返”及其衍生出的复杂性,在课程触及的第一位思想人物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法国思想家博丹,Kalyvas教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尽管博丹的“主权”观念与今人的认知有异,但他真正的贡献在于,其率先发现了存在于一国之内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并且,这一权力的“永久性”与“绝对性”特征,直到今天,也未作任何改变,联系到课程的核心词汇——“Statecentrism”,则博丹的贡献就会变得愈加清晰。在一学期的时间里,无论是课堂的讲授,还是课下的出题测验,Kalyvas多次地将博丹以降的政治讨论引回到对博丹相关论述的重新思索上来。在教授看来,无论是政治哲学家霍布斯,还是国际法学家瓦特尔,理解现代国家的种种具体逻辑,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博丹所带来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反映国家在现代政治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Kalyvas选取的阅读材料,特别突出了国家在“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上的权利与义务。在一学期的阅读中,一方面,除了像霍布斯、普芬多夫与黑格尔等“老面孔”外,博泰罗与瓦特尔等“小众”思想家的论述也被大量参考。特别是,在进入“广受大家期待”的黑格尔一节前,Kalyvas教授用了两节的课时,来引导学生仔细阅读瑞士法学家瓦特尔有关现代国家在国际法体系中所享有“权利”的重要论述。另一方面,即便对于那些“耳熟能详”的大部头著作,Kalyvas的点也有所变化。譬如,对霍布斯与普芬多夫文本的阅读,其中的一个重点就被固定在他们围绕“国际自然状态”议题的观点分歧上。可以这样说,比起以往学习过程中对“国内秩序”的单一,在Kalyvas教授的课堂上,涉及“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的思考永远都是并重的。

▲现代政治思想所涉的“国际维度”,若从霍布斯的眼光看,即为“主权者”并立的世界

一学期下来,Kalyvas教授的教学手法非常“传统”。他既没有运用多媒体的演示,也无意让学生作研究成果报告。在大部分时间里,教授本人成为了课堂的绝对主宰。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单一并未减弱课程内容的精彩性。究其原因在于,Kalyvas教授对每堂课的精心准备以及随后主线清晰的讲授。通常,教授会开宗明义地提出本堂课聚焦的问题,然后“逐一击破”。具体说来,他会要求一名同学,读出即将重点讲授的文献片段。并在此一过程中,适时“打断”,提醒在座的学生去留意片段中的哪些信息值得。有时,这种“逐字逐句”的精读,会精细到连文献中的“连词”都不放过。记得在读瓦特尔有关“居住权”的论述时,教授曾多次“打断”学生的引读,只为强调在此一片段中不断出现的“转折”,从而厘清作者的本意。此外,对于一些容易引起“争论”的文献,教授会首先放手,让学生“畅所欲言”,但同时又保持密切的倾听,不至于让讨论过于“分散”,以便能够及时“收回”主导权,将讨论的重点始终引导到本节课所触及的文本当中。总体而言,这门关于现代政治思想的理论课之所以能够吸引学生的热情参与,恐怕和教授本人的理论修养,特备是其对文本“能够精确到具体页码”的熟稔程度有关。而这都清晰反映了教授在备课方面的认真。

由于今年纽约多雪的天气所造成的停课,这门课的进度曾一度受到干扰。然而,这并未降低修课的同学对这门课的与评价。即是到了期末,旁听课程的同学也丝毫未有减少。而对于像笔者这样曾在国内接受政治学本科教育的人来说,Kalyvas教授的这门“复习课”,其借鉴意义可总结如下:其一,对政治思想的讲授,无论是古典时期抑或现当代,可以先拟定一个“主题”,然后进行有重点的梳理。否则,一般性的讲授很难使人印象深刻,更谈不上为学生提供进一步阅读的“线索”。其次,在阅读材料的筛选方面,应依据主题划定进一步的范围。最重要的,在课堂上,要切切实实地联系到具体页码上的内容进行分析与思考。如若不然,课下的阅读也就失去了意义。最后,在课堂作业的布置上,应该“推陈出新”。譬如,模拟“资格考试”的形式,在规定的时间,要求学生就给定到主题写出内容翔实,且结构紧凑的分析性短文。如此进行两到三次,或许对学生的助益,要比一般性的课程论文或读书报告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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